也因此在那一年的8月，民進黨在十年政綱當中，正式把「非核家園」的主張落實到現實政策的規劃中。

更重要的是，參考點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字，而是一種心理狀態，有可能是歷史偶然決定，更隱含著可透過「表述」或「建構」來加以影響，甚至操縱。經濟學的「完全理性」指的是，「偏好（喜好）明確、順序穩定、不會矛盾」，例如：消費偏好或相關消費決定，不會受到選項呈現方式影響。

所以他們後來的研究旨趣，從視覺感官轉向心理刻度或認知限制，也就不難明白，特別是觀察到人類情緒感受的諸多不對稱。就以上述這些「不對稱」為基礎，康納曼和特沃斯基共同提出「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認為「價值的衡量乃根據參考點（reference point）的變化與比較，並非取決於其絕對值」。其次是翻轉看待世界的方式 行為經濟學最重要的兩位奠基者康納曼和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其實都是猶太人心理學家，原先都任教於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然而，日常生活中的經驗卻往往不是如此，包括以下這個簡化版的「誘餌效應」案例（可繼續衍生光環效應、月暈效應）： 某家餐廳的菜單（Menu）原本只有一種A套餐，後來引進價格貴許多的B套餐。意即價值具有「參考點依賴」傾向。

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正是實際從事經濟行為的消費者或廠商嗎？怎能忽略這些現實生活中必然存在的人性？ 關鍵在於主流經濟學認為，各種偏離「經濟人」理性選擇預測的所謂「偏誤行為」，僅僅只是偶然或隨機發生，數目多了之後就會彼此抵銷。經濟人被定義成認知判斷「完全理性」，而且行為動機單單只追求私利，尤其是物質利益。現今絕大多數員警都不會拿自己的飯碗開玩笑，只會依法行政。

交通違規或許還能這樣處理，但若遇上了刑事案件呢？就像新聞中所提到的，民防幹部的親生女兒酒駕，還能耍特權嗎？ 實務上，常常會有疑似酒駕的人在接受警方盤查時，喜歡攀附關係，或者打一通給有力人士的電話，要求現場員警接聽，試圖利用「關說」手段讓自己免於取締。賣個幾次金錢人情，就像手機遊戲儲值一樣，身上就會晉升為VIP，而付出的錢越多，VIP等級就會越來越高。所謂「民防」，是我國《民防法》及《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所規定的任務編組。簡而言之，人情是高階警官在做，錢卻是派出所所長自己花。

最重要的是把他那張紅單收起來，「塞進自己的口袋裡」。最常見的就是「交通違規」的請託與關說。

長期以來的金錢聯誼，使得警界高官對這些VIP們百般依賴，不願意多加得罪。」其中央主管機關是內政部，地方主管機關則是地方政府。我國民情的特別之處，每逢佳節總喜歡大肆飲宴。警友會（站）的功能不像民防團體，有其特定的任務，而像是一種資源補給站，當警察團體有實際需求，申請官方補助有其困難時，便由警友會（站）負責支出。

說穿了，就是專門出錢的。」民力固然有其可貴之處，但建立在金錢基礎上的協助，便很難撇清關係。文：飄浮的刑警背心 2020年11月時，新聞報導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舉辦民防中隊餐敘，席間某民防幹部不滿女兒酒駕遭移送法辦，憤而當場質問派出所所長，所長不堪受責而落淚，並說「不然我所長不要做」。然而對於一個外表看上去滿臉通紅、渾身酒味的人，已有客觀的事實足以認定其酒駕（只差還沒酒測而已），不做任何處理便任其離去，頗有違法疑慮。

「拿人手短，吃人嘴軟」的華人文化，可真是必須依法行政的警察人員的絆腳石啊。雖然民防團體是歸屬地方政府，但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地方政府，會特別撥出一筆經費支應給這些團體（就算有也不多，而且可能是直接列入警察局的預算裡）。

姑且不論新聞的內容加油添醋的成分多少，但這起事件所披露的，其實是民防、義警之類的民間組織，利用與警察機關的緊密關係而取得「特權」的常態。為了最低限度維持團體的運作，都必須由團體中的成員自掏腰包，而高層幹部所支出的，又比一般隊員多得多。

因此「把紅單收起來」的行為，其實就意味著「自己去繳一繳」。而《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第9條第1項第7款，則臚列出各縣市政府所屬民防總隊之下，所設立的次一級編組： 民防大隊 義勇警察大隊 交通義勇警察大隊 村（里）社區守望相助巡守大隊 山地義勇警察隊 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 醫護大隊 環境保護大隊 工程搶修大隊 消防大隊 其他經指定之任務大隊 因此，我們比較常見的義警、義交及守望相助隊，都屬於廣義的民防團體。自恃著跟警政高層良好的關係，粗暴地要求執法員警「特別優待」，如遭拒絕，則腦羞成怒，對認真執法的員警毫不客氣。為什麼這些人可以膽大妄為至此，平時嘴上掛著「警察之友」，實際上絲毫不放在眼裡呢？終究還是因為這些人跟警政高層千絲萬縷的關係。而上述從民防大隊到山地義勇警察隊，都隸屬於各縣市政府警察局運用及管理。我始終認為警察團體必須免除所有非必要餐敘（春酒、尾牙就算了，新官上任也吃飯、幹部退休也吃飯，到底要吃什麼意思），說穿了，這些餐敘都是巧立名目，叫人請吃飯罷了，沒有太多聯絡感情的作用。

在這個時代裡，每張紅單都有流水編號，沒辦法撤銷，更何況警察本來就沒有撤銷行政處分（紅單）的權限。而地方警察局為了聯繫這些民防團體或警友會（站），也不脫俗套，每每席開十幾桌，假「慰勞」之名，實際上行的是警、商人士互相「搏感情」之實，而這些「飯錢」，幾乎都是民防團體或警友會（站）支付的。

而這些VIP們也確實從警政高官的手中，嚐過不少甜頭，無法接受「既有的特權」被挑戰一年八到九場的秀，乘上作品數量，品牌設計工坊的能量之豐沛與勞動強度可見一班。

而營運生產（operation）的精準度對於品牌來說之所以關鍵，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品牌還要因應不同市場的採購需求，做出更多尺寸上的調整。時裝週作為一個成熟的商業生態系是如何運行的？ 剛落幕的這場時裝週，在巴黎高訂工會的正式名稱中被定義為La semain de la Haute Couture Printemps-Été 2021，也就是說，若要忠於原文，這週的秀場並不僅是「時尚服裝」大秀，而是時裝中價碼以及地位最高的「高級訂製服（Haute Couture）」大秀。

我曾在過往文章〈時尚與精品不是同義詞：企業營運的定位策略（Positioning）〉一文中簡易提及，根據設計與生產方式的複雜維度，可以由下而上畫出一個服飾生產方式金字塔，分別為：服飾量產Mass production、成衣Ready-to-wear（Prêt-a-porter）、簡易定制Made-to-measure、量身定制Bespoke等不同層級。也因此，為了確保每次時裝秀都可以有足夠多的選擇，設計師每場時裝秀推出的作品至少要有30至40件，而大型精品公司有可能多達300件也不為過。或是成為特定品牌的首席設計師，在該品牌的主要概念下主導秀場呈現，通常都可以在時裝周博取業內聲望。因應這些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彈性的時裝秀，設計師以及這些精品時尚品牌可以說是全年無休。

但其實時裝週還有更多不同的設計展品，比如男裝以及成衣也是一年兩期，若加上早春專門為高端名媛旅行專用的衣著（Cruise），以及早秋（Pre-fall），甚至是特殊商務需求的城市展演，一年的時裝展就有八九場之譜。如同〈日本的反叛美學〉，當初風靡巴黎的日本設計師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也曾走上高訂時裝周的舞台，獲得燦爛的掌聲。

根據巴黎高等商院專職研究精品行銷策略的教授Gachoucha Kretz以及法國時尚學院（LInstitut Français de la Mode）的研究指出：由於時裝周作為商業展演，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時裝週後的採購交易，展覽結束後零售商與量販商即會與品牌接洽，確認接下來兩季的訂單。比如美洲市場所需要的尺碼與亞洲尺碼必當不同，生產訂購的複雜度將會隨著採購需求而增高，如何順利出貨就考驗品牌與供應商之間的協作關係。

許多設計師之所以被稱為在巴黎出道（début），決大部分都是指涉：在高訂時裝周時以設計師身份登場。可謂是服裝設計以及生產中最耗力耗時，最有階級象徵意義，也當然最昂貴的產品。

文：Estelle Chiu 2021年由高級訂製服裝工會（La Fédération de la Haute Couture et de la Mode）主導的法國時裝周於一月底正式落幕後，即便全展以數位直播方式進行，美不勝收的服裝及展場設計一如往常掀起社群聲量，台灣社群如Mr. 布雷蕭或是時尚編輯的真心話對於各精品品牌秀場都有許多精彩評論，往年許多奇耙造型也都是眾多網友的吐槽焦點。而根據經驗，品牌設計的作品也會落入20／80法則：僅有少數作品會在市場熱賣或是造成轟動，而多數都將表現普普。曾有評論說精品時尚產業（luxury-fashion）是勞力活，絕非浪得虛名。相反的，若無人購置，這些原型概念就會被棄置。

光是靠著時裝周，平均每一年就可以提供103億歐元的交易總額（約略4430億台幣）。祖母即在品牌手工作坊工作以及與Chole有緊密聯繫的Kretz教授指出： 精品時尚是一個（倚靠）原型概念的產業。

高訂時裝周作為所有時裝周最具社會象徵意義，且開放大眾觀展的商業展演，僅在巴黎開展，且一年共有兩場：春夏（Printemps-Été，或是常被簡稱為SS的 Spring-Summer）與秋冬（Autumne-Hiver，或是常被稱為英文簡寫AW或是FW）。巴黎時裝周可以為精品時裝產業以及巴黎的經濟效益之宏大可想而知，就更別提巴黎作為一個城市投射形象的地位了。

而高級訂製服根據客製化程度，最有可能被歸類為最後兩類。（Luxury fashion is a prototype industry.） 亦即，秀場僅是一個概念展示：如果零售或量販買家願意購置，這些產品就將再根據市場需求，微調細節，並且在約略四個月到半年後進入消費市場。

(责任编辑：肖淑平)